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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徐中玉 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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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bs007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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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日期 : 2011-05-21

發表主題: 徐中玉 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   周六 五月 21, 2011 10:21 am


徐中玉 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,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,历任中山大学、中正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沪江大学中文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,建国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文学研究所所长、校务委员会副主任,现为名誉系主任。国家教系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兼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(15年),上海作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,第五届主席(12年)。现仍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,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,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(均已二十年至今)两次赴美讲学(斯坦福大学、内布拉斯加大学)。





  徐中玉,作家与文艺理论家,1915年2月15日生,江阴华士人。少时就读于华士积谷仓小学、杨舍梁丰中学。1929年考入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,毕业后至县立澄南小学教书。1934年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,担任山东大学文学社社长。1938年3月山东大学并入国立中央大学,他任“中大文学会”主席,并经老舍推荐参加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。1939年毕业后到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 徐中玉所研究古代文论。1941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、副教授。1946年8月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1947年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,兼任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  1952年起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、文学研究所所长、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高教部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。1989年至1997年,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。
  徐中玉倾心文艺理论研究,精心写作、编著教学书籍约1000万字,主编教材和期刊达2000万字,可谓“著作等身”。其作品观点新颖,见解独特,构思缜密,学术价值很高。其主编出版的《古文鉴赏大辞典》赢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欢迎,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;《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》荣获1999年国家图书出版最高荣誉奖。
编辑本段
作品

  撰著主编书刊数十种。主要作品:《论苏轼的创作经验》1981年华东师大出版社;《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》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;《古代文艺创作诗集》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;《美国印象》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;《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》198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;《激流中的探索》1994年华东师大出版社;等作品。《古文鉴赏大辞典》(浙江教育出版社),全国长书金钥匙一等奖。《近代文学大系·文学理论卷》(上海书店)全国长书最高荣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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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成就

国文
  作为高校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公共课,大学语文在建国前许多高校都已开设,名称和叫法不全一样,有叫“中国文学名著选读”,有叫“文选及习作”,口头统一名称叫“大一国文”。
  大学语文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开课程,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古代语文的教学,白话文迅速流行,从高中到大学,就有必要继续选教文言文,增加语体文这两方面的文章。一是仍要文言文的根基教学,二是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语体文的新作品,无论文言还是白话,都立足于汉“语文”的各类名著。 徐中玉
  这门课程当时并无统一的教材,教师各编各的。北方的大学比较开放,大一国文除了文言文,还有一些白话文,甚至外国文学作品。南方大学比较保守,选的多属学术性文章,后来白话文章才多起来。
  在师资安排上,各大学安排的多是知识面最博的老师。比如当时的清华大学,是最有教学经验的朱自清、吕叔湘等来担任,很多人即使愿意,还上不了这门课。
  我当时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读书,知道山东大学采取的就是清华的做法,由沈从文等系里最好的老师来教。
  我是读中文系的,教《文学名著选》的老师是当时的《楚辞》专家游国恩先生。冯沅君、陆侃如、郭绍虞、朱东润、许杰等先生都曾上过这个课。我后来在中山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也相继多年教授这门课程。
教材版本
  新中国成立后,大一国文采用的是郭绍虞、章靳以两教授编的教材。“文言白话之争”尘埃落定,白话文名作多起来,大学语文内容逐渐趋向古代、当代、外国文学三方面的融合,但仍未及出版一本比较流行的教材。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后,教育学习前苏联模式,文理科分家,不再有人重视文理要交叉,大学语文课程不再开设,从此中断了三十年。 徐中玉
  1978年,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约我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,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。随后,山东大学、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这门课程。
  从1981年到现在,我们主编的大学语文已经出到了第9版。在风格面貌上,随着时代和视野的变化,大学语文教材仍在进行不同的修订。
  编第1版大学语文时,我们选编的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,没有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。因为那时文化空间不能让我们完全自由发挥,所以在编选文章时不免有些保守;结构上采用的是文学史的办法,从先秦两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,最后到近代、现代;在编著体例上采取的是原文、作者简介、注释、练习题几部分。这版大学语文一出版就受到热烈欢迎,两年时间里,三百多所大专院校都采用了这本教材,一次发行量高达34万册。为了配合教学,也弥补没有外国文学的缺陷,1982年5月,我们又出版了补充教材,增收了现当代文学作品8篇,外国文学代表作品10篇。结果也很受欢迎。
  根据读者反馈,1983年,我们召开编写会议,在第1版的基础上,在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,又增加了少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。
  为满足不同高校的需要,第2版大学语文分出两个版本。一个只有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,一个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。
  1985年5月,大学语文又修订了第3版。这次修订,撤换了与中学语文教材重复的文章,补充、修改、重写了某些说明、注释和思考练习题,增加了《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》和《学年论文、毕业论文写作要点》。
  这次修订特别让我感动的,是当时80岁的巴金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我们收录的由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《门槛》,因为在修订中向他请教过问题,他很快把这篇散文重新翻译了一遍。 徐中玉
  1987年3月,第4版大学语文修订出版。这时有种思潮兴起,提出解放思想,改革旧观念,就该怀疑、否定过去的文化传统,认为过去的传统有一些表现“民族劣根性的东西”,许多作品都“已经陈旧,不必再读”,大学语文也应该把这些东西清除掉。
  我当时特别气愤,十年“文革”才过去,就有人忘了“文革”过程中“要彻底扫荡过去一切遗产”带来的沉痛教训了。
  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,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。我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,酌选外国文学精品。力主启发、感悟,而非重复教条空谈,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,薰陶滋润,结合有准备、有重点的讨论。
  入选作品多是名作,强调文史打通,比如《史记》 ,不是文学作品,但其文章优美。再比如庄子、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等,他们的文章好,能够代表他所在时代的文学成就。古人写文章都很短,所以看起来,古代文学作品比较多一点。古代文学精品应该认真读原著,它一翻译过来味道就变掉了,感受不到其中的精美。
教学
  现在的大学语文,应该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,但我认为不能把这个课变成思想观念课,而是要感悟从作品本身所体现出来的魅力。
  现在不少院校开了大学语文,是件好事。但学习时间不宜太短。课程只有半年一学期,学校也不重视,随便找人来教,不求效果。
  不能要求上了一个学期大学语文,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语言表达、写作能力、人文素养、道德情操,都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。大学语文的实际定位应该是通识教育,它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、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,健全人格的形成,文化修养、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。编好教材重要,教好这门课,方法更重要。
  人的说话能力经常有机会发言才能培养起来。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,想讲什么就讲什么,不怕闯祸。后来到了政治年代,你讲错一句话就是反动了,不敢讲,惟恐讲错,别人打他小报告,过去的人不都这样嘛。所以这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的,所以在宽松的环境之下,容易培养说话能力。 徐中玉
  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还很严重。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是通过作品艺术分析,把人固有的精神和力量表现出来,使学生通过积极的思考,感悟文章的力量。因此,我赞成大学语文教学多学习艺术院校的课堂教学,结合创作、课文,教师谈经验,学生谈读后的体会,发言机会多,而且十分热烈。
  叶嘉莹先生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,本身修养高,讲课也好,生动优美,懂得怎么说服人,能够通过艺术的描绘把文章内蕴思想体现出来,现在这样的教师太少了。台湾和香港的语文教学里,保留传统优秀的东西也许比我们多。
  现在大学扩招,学生很多。有的大学为新生做语文测验,学得好的就不用再学大学语文了,不好的再去学,并不叫所有的新生都要必修这门课。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,这样的方式可使教室里的人少点,教师可以关心的也多一点。
  我去过美国几次,美国大学其实也有这门课程。我有个孙子去美国读大学,他是学国际贸易的,但也要学这门课程。外国的大学,对语文课程比我们抓得还紧,不仅上完课,还要规定写读书报告,你不交这个报告就没有成绩。

人物故事

  文汇出版社推出的《四季青作家丛书》中有我的一本散文集《岁月留香》,德高望重的徐中玉先生为拙作写序,为本书增光添彩。他在文中谈及我曾为他当过信使,代他拜访张光年、臧克家、姚雪垠、陈荒煤等前辈的往事。我拿出当年的录音带,听着诸位前辈亲切的话语,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,可惜姚、陈两公已作古,令人徒生感慨。
  记得1994年,那时我在主编劳动报月末刊,欲北上拜访一些文坛前辈,想让我的导师、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徐先生为我牵线搭桥。来到徐先生府上录下他对北京老友的问候,到北京后放给他们听。北京老友与徐先生已多年未谋面了,十分思念,耳闻从远方捎来的问候,倍感兴奋,个个脸上洋溢着喜色。我又录下京畿诸公问候徐先生的话语,返沪放给徐先生听。徐先生认认真真地听着老友的熟悉的声音,笑容满面,这给徐先生带来了快慰,令我无比欣慰。在京诸前辈听说我是徐先生的学生,对我十分热情,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回来后,我写出了《一代诗人臧克家》 、 《姚雪垠话说李自成》等报告文学作品,被多家报刊转载,受到读者的好评。
  “文革”期间,有人把苏东坡列入儒家加以批判,因他曾反对过王安石变法。徐先生课上还是实事求是地评价苏子瞻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,这是要担点风险的。此事给我印象颇深,后来我也喜爱上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学士的作品,还读背了他的许多诗文。用现在眼光来评价东坡居士,该称得上“德艺双馨”了。他忠君爱民,宠辱不惊,在庙堂为百姓争利,在江湖为社稷分忧,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能有几人?我也对徐先生平添了几分敬意,他算得上一位真诚而有胆识的学者。
  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国家教委委托上海编写沿海发达地区教材。徐先生出任了H版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编,我有幸在他领导下从事编写工作,接触机会多了起来。他平易近人,关心晚学,工作十分负责,对我们拟定的编写大纲和体系都有具体的意见。我们选出的教材,他都仔细阅读并提供了具体的建议,有时还对文章作了文字上的修改。这套教材至今仍在中小学生中使用。
  此次,文汇出版社推出《上海作家散文百篇》 ,编委会提出请徐先生作序,委托我与之联系。我想徐先生年事已高,工作繁忙,不好意思开口,想不到徐先生闻讯后第三天,就寄来了长达2300余字的精彩序言,还给我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,信中告诫我们:“这本书很有创意,但‘经典’与否,应由读者来评说。”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,在拟发新闻稿时作了低调处理。书出版后,我们想举行一次大型签名售书活动,以扩大这本展示新时期上海散文创作成果的新书的影响。此后还要义卖,其所得将捐给上海慈善基金会。有人说能请徐先生出出场就好了。我考虑天气已凉,再请年届86岁的徐先生出来助阵实在有点为难,想不到徐先生一口答应,这令我不安起来。我与一位作家朋友谈起此事,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,“这就是徐中玉先生”。乍听觉得轻描淡写,但细细品味,这句话的分量该有多重啊。
  徐先生一生历经坎坷,饱尝磨难,可他仍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。他忧国忧民,为人师表,服务社会,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。他总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宠辱得失,光明磊落,真是“人到无求品自高”。1994年岁末他赠我《激流中的探索———徐中玉论文自选集》,我拜读后深受启迪。徐先生著作等身,桃李满天下,在我的心目中,他永远是一位值得崇敬的长者。古人云:仁者寿。愿徐先生福寿绵长,笔力永健。 作者:钱汉东

重要思想

  徐中玉,1915年生,江苏江阴人。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和中山大学研究院。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、中文系主任、教授;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。出版专著十余种,最近出版的专著有《论苏轼的创作经验》 。
  我学未成就,业无贡献,实在不敢妄谈什么治学经验。只能谈一些几十年来读书、学习、工作中的粗浅体会,不知能否有助于青年同志们少走一点弯路。
  “实事求是”,这已是一句大家口头上常用的话了。这的确是一句非常有用,非常深刻的话。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或很快懂得它的作用、它的深刻意义的。坦白讲,我自己已快七十岁,也是白过了很多时间,才逐渐懂得了这句话的一些重要指导意义,而离经常能在学习、工作中身体力行,则还颇远。这句话首先说的是要“实事”,我们知道的是否全是“实事”呢?其中有没有虚假的、半真半假、三真七假、或者很不完整的呢?自己思想上当然不愿有,可是实际上这类东西是有的,也难免会有的。见闻寡陋,缺少调查研究,识别力差,实践之功太少,等等,有很多原因,可以产生这种毛病。这句话的核心是“求”,我有没有总是下定决心,满怀勇气,认真去“求”呢?常常并未做到。以致浅尝辄止,以“大路货”为满足,未曾多动脑筋的东西就冒出来了。这句话又说要“求是”,即不但去求,还必须求出个“是”来才可罢休。知也无涯,是也无涯,知识的海洋和绝对的真理当然谁也无力包办,但相对的真理,某些符合科学规律的知识,应该是人人都可能认识到一些、发现到一些的。各民族的文化,全人类的文明,原就是这样逐渐积累、提高,发展起来的。可是这却绝不是“灵机一动”,“大笔一挥”,花言巧语,徒凭耸人听闻、哗众取宠,一时得人口称就能做到的。我自己显然也极少这种“是”处。这不是我“故示谦虚”,实实在在就是这个样子。
  治学应该从实事出发。也就是从实际出发。有些搞自然科学的同志,上天下地到处观察,搜集标本,回来还要用显微镜看,千百次的实验、分析、比较,求得精密的数据,不知做了多少工作,终于证明或概括出了某种规律、定理。如果他们不从实际出发,怎么能取得成绩,有所创造、有所前进呢?而我们搞社会科学包括搞文学在内的同志,会说“从实际出发”的人也许是更多的,而真能这样作到的人却好象一直比较少。书本当然要看,伟大人物的结论当然更值得重视,但不从实际出发而专从书本出发,专门重复伟大人物已有的结论、满口称赞,只会注释、疏解,甚至奉为神圣不可侵犯、永远不必再加补充、修正、发展的绝对真理,并以为这样做已尽科学研究的能事,这又怎么算得上在真正治学呢?自然有自然的实际,社会有社会的实际,都有其丰富而复杂的未知内容,学者们的用武之地太广了,太深了,一个人心安理得地钻在螺蛳壳里,凭脱离深广实际的沧海一粟之知自命英雄,甚至连用自己的语言来重复别人结论的本领还未学会,就自命“权威”,把生命如此浪费,既可惜,更可悲。
  搞文学研究的人,“实际”同样是无比丰富、复杂的。有过去社会、过去各色各样人的实际;又有当前社会和当前各色各样人的实际。实际既记录、反映在书本里,有极为真实、全面的书本资料需要搜集、研究;有的就生动地感人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,需要我们从种种现象中及时去捕捉、理解、思考。既要古为今用,又要鉴古知今,一个专门家当然有其着重的方面,可是治古全不知今,治今全不知古,结果会哪一方面都成不了专门家,发挥不出多少作用。我赞同章学诚功力不等于学问之说,不过丝毫没有轻视功力的意思,因为学问离不开功力。丰富而复杂的实际若无艰苦的功力去搜集,就到不了你的手里脑里,不从实际出发,又怎能经过分析综合概括出新知、即学问来呢?我之所以谈不上有何学问,一部分的原因就在连功力也未到家。
  就以书面材料来说罢,也许比搜集、研究当前的活材料还稍稍方便些,但已实在不易。你选择的主攻方向即使很明确,也并未超过你目前的力量,但这往往已足够需要花掉你三年五载,甚至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了。你得知道有哪些目录、索引、资料汇编、年谱、前人书文等可供利用,知道了还要找到手,找到手了还要细看、记住、消化,甚至拣必要的抄录摘记下来。你当然不能只重视第二手第三手的东西,你当然不能贪现成,只在别人已经研究整理过的成绩上稍加补充辨正就算数,你必须更加注意钻研第一手的资料,第一手的资料又不仅有研究对象本人的全部著作,还有足以帮助我们知其人、论其世,评其作品高下的当时社会历史材料。即使你专攻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某一问题,范围颇小的了,可是古书数量相对说来虽不甚多,却或残缺,或分散,或注释未周,或理解分歧,“竭泽而渔”全弄到手固难,弄到手了完全通解仍难。要搜求后人或当代有关的参考材料,虽较容易,也少不了相当周折。就说你手头已有的报刊罢,总该算是你的囊中物了吧,但有的从所登目录中看到有此一文,却找不到文章;有的从目录上看不出文章内容,却与你的研究课题有很多关系,易被忽略。就算你都已到手、摘下了罢,若不随时标题分类储存,堆积一大堆之后没功夫分放,岂不仍象废纸!而若能每天及时处理一下,也许只消个把小时就可以使之各得其所,随时都可以增加一些积累,利用一些新知。这样做并不难,难在持之以恒,天天如此,不做完决不罢手。当然有时时间有限,那就得见缝插针,把零星时间利用起来,好在这种事情并不都需整段的很长的时间,有时五分钟就可解决一两样应该安置的问题。也有时身体不好,或手里事情实在放不下,不得不隔一天两天补做。那就一定要抽空坚决把遗留下来的事补做完,然后仍是每天做完每天该做的一份。古人说: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”,真是心得良言。放松,疏懒,懈怠一下,让它十天半月拖下去搁一段也罢,往往就会发展成拖搁几个月,最后便连原来已经养成的好习惯也全抛弃了。
  “求”,可见一定要“勤求”、“力求”,才有效。松松垮垮,打一天鱼,晒三天网,似求非求,得过且过,或者列举一大堆客观困难,或者“比下有余”,自得其乐。在吃了这么多年“大锅饭”之后的今天,此类余毒确还不少。在我身上也不是没有。我们只有大家共勉,互相鞭策,在“勤求”、“力求”,甚至“苦求”上狠下功夫,学术之功,才能大有建树。
  材料要“求”,不“求”决不会自己跑来。我看人家先进,有电子机器可以储存大量材料供大家利用,这当然极好,可以节省学者查找资料的时间。不过,还是先要有人仔细地去“求”,才储存得起来;你还要有“求”的愿望,才会多方设法去利用这些储存。而且无论如何,总要有人不断地去求,科学知识的总储量才会越积越多。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是有志于“求”的学者发明创造出来的,发明创造这种先进技术手段的目的,还是为了进一步地“求”,求得全体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快发展,全人类的生活过得更高尚,更美满,更幸福。
  材料要“求”,“是”更要“求”,“求”材料的目的即在于通过真实、全面的材料以求“是”。前面说过,我以为符合科学、符合规律,含有真理性的东西就是“是”。真实、全面的材料难得,“是”更难得。虽然难,但也不是不能得。虽然谁也包办不了,毕竟有志之士总可以贡献其力量,发挥其作用。只要能从事实出发,从实际出发,全力以赴去求,或多或少,或迟或早,总能求到一些真理,不负此生,尽一些责任的。
  如果方向对,方法对,也尽最大的努力去求了,而还未曾发现自己所求得的结论有错了的地方,为什么绝对不可以“自以为是”一下呢?难道这样做的目的在于“自以为非”?真有这样的人才怪。学者应该有相当的自信。得到的认识符合实际,能以确凿的材料驳倒反对的意见,就可以姑且自信,姑且坚持下去。没出息的人才千百遍地象念经一般盲从别人的结论,私心太重的人才不敢坚持正确的东西而随风俯仰。多年风狂浪险,值得“自以为是”的人太少,而不必要地“自以为非”的人却太多了。这对学者来说,决非好现象,实在很可悲的。“自以为是”的人,有空虚不学,顽固不化,狂妄无知,应加指斥的;但也有见解独到,所知极深,视一时诋毁为无物,甚至把真理看得比生命还更宝贵的。必须具体分析,只有那种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它为错误而仍死不认错,坚决不改的“自以为是”之徒,才是应该受到贬责的。“自以为是”过一段,后来学有长进,承认事实,乃自以为并不全是,或者更进而“自以为非”,这样的学者难道不是很好的学习榜样吗?我觉得,很多大学问家,他们所以终于能够成为值得人们佩服、尊敬的大学问家,就因为有这种老老实实,认认真真的态度。一个学者,只要具有这样的品质,即使他的造诣不是很高深,总算是一个学者。没有这种道德品质的人,可以有钱、有势,却决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。“狂妄自大”与“妄自菲薄”不对,也不必,因为它们都是有害的。
  要求“是”,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决不能丢,决不可轻的。鲁迅说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后,很多文学上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(大意),我相信这是他的甘苦之言。比如,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,又可以起到影响和改造生活的作用,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,这种道理过去就不曾被科学地阐明过。更不要说今天的文学应该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的新道理了。而今天我们无论是搞创作,还是搞研究,不以这些根本原则为指导,显然是会走入歪门邪道,至少事倍功半,或徒劳无功的。
  求“是”,就要“博采众长”,“集大成”,无论谁说谁写的,只要是正确、合理、有长处的,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益的,就应该博采广集,取精用宏。过去,这方面我们存在着过多禁区和不应有的框框,仿佛古人全是笨蛋、坏人、胡涂虫,什么真理和科学知识都全然未曾发现过。对外人也多这样对待。现在渐知并非如此,其实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对之还不过是小学生。偏见也是一个框框,如说“儒家”完全反动,“法家”特别进步,宗教学说全是迷信,唯心观点一派胡言,等等。无知轻率,行政命令,实用主义,为害学术实在不浅。痛定思痛,今天应该坚决回到“实事求是”这条康庄大路上来了。
  学者其实都是自学出来的。关键决不在于是否进过高等学府的大门。勇于探索真理,勇于坚持真理,贫贱不移,威武不屈,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。这样的学者同时便是革命战士。区区如我,差距远哉,写这些话,不过表示愿以余年黾勉以赴,追随同志们多少补些课而已。

对学术研究的看法

问题回顾与今后期望
  学术研究最需要懂得独立思考之必要,与能独立思考,并坚持不懈努力下去永远以追求学术真理、规律为职志的人才。宣传鼓动工作也需要,但这是另外一种工作,有所不同。学术研究求真务实,实事求是,追求长治久安之道,不能朝三暮四,随风转弯,这正是它之所以有最大责任和最大作用。学术研究工作,特别需要能于勇于坚持独立思考品格的人才。现在讲创新的很多,讲需要能于勇于独立思考,质疑问题的却不多。要善于引导。再不能总喜欢驯服工具了。曹禺晚年自悔所以没再创作出早期那些好作品,就因为自己“太听话”了。“太听话”就不能突破自己,有所创新,甚至还会滑下去。
  要大力形成对“和为贵”、“和而不同”、“天下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”这些我国古老而至今仍新,真是“刚健、笃实、辉光”之至的精深历史教训之共识。前两句出于《论语》的“学而”与“子路”章;后两句出于《周易·系辞下》 ,都与孔子直接有关。这难道只是孔子个人的见解?孔子很坦诚,常说他只是“温故知新”,“述而不作”。他当时还能多看到一些历史资料,多听到一些口耳相传的历史经验,而像这些具有无比深沉历史内含,非具博学深思功力、敏锐眼光观察者不能说得出来的语言,肯定不属于某一个人的独见。 自然,孔子能如此深入又浅出的传达下来,仍有创造之功,生存在天地之内的人群,实际上会有矛盾差异,如悬殊的生存条件,必然引起过许多残酷的斗争、破坏与牺牲。代代传下来的教训,却就在三个字:“和为贵”。今天还经常到处都听得到的口头语还有:和美、和善、和乐、和合、和睦、和亲、和平、和谐、和顺,举不胜举。“和”可引来一切的好处,收到一切的益处。应非弱者的哲学,实是痛定思痛后的理性选择,是人群追求自身发展的需要的必然途径。立足点要力求在“和”,承认“不同”的合理性,容许人群内各自把“不同”的要求与建议提出来,承认这是应有的权利,从而大家一起来商量,协调,找到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法,缓解了矛盾,避免了互相残杀,两败俱伤。虽有波折,毕竟天地之大,人类互相依存的共同利益空间更大。“百虑”促成“一致”,“殊途”总能“同归”。这“同归”之路就是人类、人群逐渐走向共同富裕发展之路,谁也决不要自限只有一条路可走,宁可在一条路上不惜一切破坏和牺牲,终致人群自身的重创与持续落后。不管在什么好听的名义下,宁可迷失在一条道路或吊在一棵树上都是极不明智的,这是我们都看见与经过的。我在又读了上述几句古语后,受到这一启发。我们现在也开始说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了,这样很好。原无须强分古今中外,只要是优秀的合理的,都要吸收。不要自命不凡,不忙自叹不如,不卑不亢,自信地平等交流,就能互相沟通,补充交融。就像上述几句古语,过去不但不承认是宝贝,而批判为“唯心论”、“合稀泥”的反动理论。它当然同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完全不同,驯服工具们怎能读出这些古语中的现实意义来呢?
  已有的一些倡导与推进学术研究规划还应具体化,不要流于徒托空言。学术研究应有的自由。独立思考,不至于被认成不可容忍的政治活动,这些都应有法律保障。如何维护学术研究事业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皆然。各种官方奖助仍实际受到垄断,各种评估实际仍有意识形态干预。官本位,官僚主义,在学术界高校中蔓延民主进程甚少。在高校中,什么时候才能由教师们来选择自己的领导?如果连这样起码的权利至今还遥远,能说“与时俱进”了吗?
  我讲的这些问题,其实也是把对文学问题的研究,包括在内的。对过去时代应该吸取的深刻历史教训,至今仍未认真总结出来,是早已应该做却还未做出的一件大事。
工作体会
  我学搞文学研究工作,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,高谈一套一套理论。我没有这么多本钱,胡乱搞出来的东西毫无价值。我从不迷信文学流域内五光十色的主义,中间也或有一些亮点可以注意。开始时有些新意,到了成为主义,便以为可以解决所遇到的一切问题,这把钥匙可以开通所有的锁了。主义容易变成陷阱。种种生搬硬套,加上翻译语句的诘屈聱牙,似通非通,叫卖的不少,实际影响很小。国外学者,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研究,难以看到,不易得。希望今后有关研究机构能及时简报介绍,功德无量。
  我喜读中国古代的文艺评论文字,篇幅短,文字简要,往往非常精彩,而且具体生动。读古人这些文字,很轻松、愉快,又有所得。他们不是为名利而写,言之有物,言之有理。现代论文,洋洋洒洒,一两万文章,拍拍头脑,摇笔即来,没有保留价值。研究当代文学之作,尤多这类文字,极少要看。美学研究太哲学化,似与文学无缘。说要审美,美学文章却不审美,枯燥乏味。古代文论精品,中外都有论者这样评价,是直观的,随意性大,缺乏理性分析,逻辑不强,应向西方文论学习。这种评价也值得我们参考,研讨。不过何以能得出这种评价,是比较研究了多少资料才得出的,我怀疑其非常不够。古人认为“通道”必简,无须下笔不能自休,应让人有思考余地,留下想像空间,即有心使读者“思而得之”。他们多是把思考再三所得的综合感悟写了出来,理性分析的过程省略了,细心的读者多会明白。认为如此表达就是缺乏理性分析,还是逻辑有问题,未免牛头不对马嘴。烦琐的分析,把一座七宝楼台分析得鸡零狗碎,忘掉了主体的整体把握,生命力,就好么?死板统一的结论就好么?我觉得,各国都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,不同的欣赏习惯,不同的感悟焦点,是无法也不必求同、统一的。只据个人或极少的所见,怎么说也可以,但说服力主要还得看深思熟虑的结果。我以为中国古代文论专书最高明的是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 ;并无理论专著,以创作为主的苏轼,则是留下最多文论资料、而且最有创新见地的代表人物。文学研究的文风,现在一般远不如他们的精细而又阔大,富有艺术魅力。今天的论者须把从使用电脑节省下来的时间精力,转用到精心思考和反复推敲修改上去才好。 (徐中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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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录

  我们必须在传统的文化遗产中,努力挖掘、汲取出其中蕴涵丰富深刻的、对今天仍有普适价值的思想资源,再不可像过去那样一概抹杀,数典忘祖了。一些高校特别重视外语、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教育,本国语文教育似已可有可无。大学毕业时,外语是否达标,有考查办法,母语是否达标,却没被看成问题。 徐中玉,1915年2月出生,江苏江阴人。1941年起,在中山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沪江大学等校工作,1952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,系主任,文学研究所所长,上海作家协会主席,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等职。现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,《文艺理论研究》主编,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。
  □从当年您与匡亚明先生携手组编《大学语文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)到现在,这本教材已出到了第八版,其间哪些信念是你们一直坚守的,又有哪些在实践当中经过了调整?
  ■我想先简单地回顾一下"大学语文"这门课程的开设情况。作为公共课,"大学语文"建国初在我国各大学基本上都开设。但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,"大学语文"课程随即不再开设,并从此中断了三十年。正常的人文素质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严重脱节,人文教育几乎成为一片荒漠,教训极其惨痛和深刻!
  针对这种严重违背教育规律的状况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教授共同倡议,在高校中重新开设"大学语文"课程。此举立即得到了南京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同仁们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。经教育领导部门批准,中断了整整三十年的"大学语文"课程得以重新开设。自此之后,全国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高校逐年增加,逐渐蔚然成风。
  我们发起组织部分全国高校专家、学者,一起来共同编写新的"大学语文"教材。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大学语文》,二十多年间已经出到了第八版。这些年来,我国的思想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学术等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,但我们一直坚持以精选我国丰富优秀的文化、文学遗产为主,择优选入教材,作为感悟、熏陶、启发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基本材料,这样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我们认为,"大学语文"这门课,不仅可以让大学生们进一步掌握丰富的语文知识,培养他们对祖国优秀文化、文学精品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表达能力,而且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品德,铸造"中国人为人的道德"(鲁迅语)。无论在培养人才、发展科学,还是在激发大学生爱国热情、培养创新精神等方面,"大学语文"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我们认为开设"大学语文"课有巨大、深刻的意义。
  □我们发现,现在《大学语文》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被赶超的领跑者,很多同类教材,甚至是一些不成系统的边缘性读物,都在高呼取代《大学语文》,大家都清楚这中间有商业竞争与商业炒作的因素,您对此怎样评价?
  ■我们认为大学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,必须把重点放在讲好文学精品本身上,经过教师引导和课堂讨论,把作品讲话、讲透,使学生把握到其中所蕴涵着的人文精神实质,不是一味讲字、词、句、篇,而忽视了整体把握。不是在"大学语文"课中来学习文学史、文化知识,把它变成又一个思想课、观念课。坦率地讲,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,可以说目前大多数教师还待转变观念,改变救法,还得认真、负责,自己先要有充分的准备。有些人似乎认为"大学语文"最易教了,什么人都能教得好。这完全是外行话。对此我自己也要重新学习,决不敢轻薄为文,夸口妄谈。
  大约在1900年以后,全国出现了纷纷编写和出版大学语文教材的热潮。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各地的大学语文教材已有几十种之多,打破了教材编写中长期存在的单一状况,形成了多元互补、相互竞争的局面,给各类不同的高校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教材提供了可能。这其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良现象,例如粗制滥造,照抄他人框架,改头换面一下就大模大样用来作为自己学术成果,等等,应予辨别。有些情况应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自觉杜绝。比如,前不久某报采访了一位正在新编一种大学语文教材的负责人,他竟说这本还未编出的东西,已可预言将能"一统天下",学术工作者怎能如此信口开河,如此自我"炒作"呢!一些人文类的读物,对于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是有益的,但是否宜作教材,应据实际效果,不是靠商业炒作、靠自我吹嘘就能做到的。人们欢迎正当光明的竞争,应共同为提高教材的质量而努力。高校教材不会定于一尊,这是必然之理。我们一向赞同教材应郑重编写,各具特色,不断提高质量,这才是教材建设的正途。
  □现在一些大学语文教师很痛心,在一些大学中,大学语文课程日趋被边缘化,我们的母语教育正在受到伤害。您如何评价这种现状?
  ■尽管大学语文课程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提倡,但当前"大学语文"在高校教学中,仍处在边缘状态,极不平衡。主要表现在《大学语文》还没有被明确定为公共必修课,可开可不开,开多少算多少。教学时间未规定,教师缺乏编制上的保证。在一些高校《大学浯文》是否开课,时常决定于校系领导是否重视和支持,不仅各校情况不一,即使在同一所学校里,开或不开,课时多少,是否继 续开设,也很不稳定,很不平衡。近年受到市场经济兴起后消费主义的严重冲击,实用主义观念大为流行,金钱至上,道德薄弱,整个社会追求立竿见影的功利效果,并以此来衡量、判断事物的价值,有些人因此对大学语文课的价值产生了怀疑,有一些高校院系要压缩、停开课程,首当其冲的往往就是"大学语文"。高校一般均特别重视外语、计算机技术、政治等的教育,本国语文教育似已可有可无。大学毕业时,外语是否达标,有考查办法,对母语是否达标,却没被看成问题。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,切宜考虑解决。全国自学考试将"大学语文"作为必考课程,而有些全日制高校却将"大学语文"停开或仅仅作为选修课,这种现象令人费解,令人忧虑。
  我知道很多发达国家知名高校的大学生,除主修某一学科外,几乎有一半学分是靠随意去选修人文、社会或自然方面的课程获得的,各种专家、专书、专题的课程有很大的吸引力。每个大学生应有一专之长,但通才教育就需要他们尽可能具有较为广博的学识,高远的视野,具有人文精神与素质。 《红楼梦》中留下这两句话:"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",言简意赅,深刻中肯。仅有一些知识和专业技术是不够的,人文品行更重要。每个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都会遇到许多问题,要同各种人、各种事打交道,缺乏观察、分析、综合等能力怎么行,就非得从接受人类优秀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这一根本做起不可,因此,这种学习乃是一辈子的事。对本国语文教育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。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,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,健全人格的形成,审美能力的提高,对于以上方面学好、教好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,它的价值是无法用一时的物质回报的多少来衡量的。可以说,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辈子有用,只能进一步加强,力求做得更好,决不可忽视、削弱。愿有更多同行,专家们,一道来加大对"大学语文"教育的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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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中玉 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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